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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丹青描摹之捷法也”

2019-07-04 11:41:24 国家新闻171℃

  1879年5月17日,梁时泰在李鸿章衙署西花厅,为李鸿章拍摄了一张单人肖像。

  天津戈登堂又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大楼,始建于1890年,是19世纪天津体量最大的一座建筑物,为纪念“常胜军”管带戈登而命名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戈登堂受损,后被拆除,2010年易址重建。

  根据现有资料梳理,梁时泰是广东人,大约在1870年左右在香港开办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照相馆“SiTai”。

  1840年前后,现代照相术在法国巴黎诞生。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,外国人开始从通商口岸进入中国,这一时期,摄影技术也从广州、香港地区传入中国内地。

  1846年,湖南长沙人周寿昌曾在广东记下了当时看到的有关摄影的见闻:“坐人平台上,面东置一镜,术人自日光中取影,和药少许涂四周,用镶嵌之,不令泄气。有顷,须眉衣服毕见,神情酷肖,善画者不如。镜不破,影可长留也。取影必辰巳时,必天晴有日。”

  在当时,照相技术和其他西洋科技一样,被称为“奇技淫巧”。吴群在《中国摄影发展历程》一书中“清宫摄影见闻录”介绍,摄影术传入清廷初期,宫里人大都把它视为异端,说照相是“邪术”,要丧神失魄的。因此,道光、咸丰和同治皇帝都没照过相。较早与摄影结缘的是道光的两个儿子,即咸丰的两个弟弟——恭亲王奕訢和醇亲王奕譞。

  自1840年代摄影术传入中国后,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香港等地,各大照相馆争相营业,作为一份重要历史记录,晚清诸多影像资料都出自照相馆。

  梁时泰作为中国早期的摄影者,为中国的晚清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。当时香港已有十多家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,最有名的是赖阿芳(LaiAfong)照相馆。此后,梁时泰北上,在上海开设照相馆。1876年5月29日的《申报》广告版上,梁时泰做了一个“豆腐块”广告《香港新到照相》,广告词中写道“本馆向设香港已历多年,得西人秘授,尽斯业之精微,巧照石片、牙片、绢片,而情景逼真,诚丹青描摹之捷法也”,同时梁时泰还特别提到“倘蒙官商赐顾,价目格外公道。”

  从这则短短的广告中可发现,梁时泰和早期开照相馆的中国人一样,基本都从外国摄影师那里学到摄影技术,很多人是从给外国摄影师做学徒开始的。从现有的照片看,梁时泰的拍照技术,不仅达到同时代国外摄影师的水平,还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。

  1879年5月,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携妻来中国访问,先到香港、上海,后来到天津,再上北京,返程时再访天津。在格兰特的天津之行中,最重要的日程是同晚清重臣、时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会面。

  为了迎接格兰特的来访,除了在礼仪等方面做出重要安排外,李鸿章还特地请来梁时泰做摄影师,拍摄格兰特在天津的活动。1879年5月17日,梁时泰在李鸿章衙署西花厅,先期为李鸿章拍摄了一张单人肖像,这张照片是中国摄影师为李鸿章拍摄的最早的肖像。这张照片的左上角,明确写着“李伯相真像”,上面详细记录了这次拍照的时间和地点,同时照片还有摄影师的签名:梁时泰敬照并志。

  除了黑白照片,梁时泰还为这张照片做了一个上色版,让我们有机会更细致地观察到当时的情形。这张照片日后成为李鸿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,被李鸿章当作赠品,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官场或外交界。

  不仅如此,当时澳门生和影相写画照相馆还曾买下这张照片的版权。澳门生和影相写画照相馆大约成立于1880年,当年他们的做法是买下当时有名的照片,再用自己的照相机进行翻拍,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出售给旅游者,由此可见这张照片的影响力。

  在天津,梁时泰至少两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了合影。一次是在李鸿章的天津官邸,在欢迎格兰特招待会结束后,“二人坐下合影,李鸿章大人以此照纪念格兰特将军到访。”第二次是在天津“河北吴楚公所”,李鸿章为格兰特来访举办的正式午宴上,“进餐时,摄影师也为我们拍摄了照片。总督与将军大人还在小茶桌左右合影留念,将军一侧有一欧洲人站立,总督一侧也有中方随从陪同。”

  关于这次午宴时梁时泰的摄影,1879年6月8日出版的《申报》也有报道:“谈毕,主宾各尽欢而散,即在庭中拍印小像,总统与爵相并坐中西,各员环列左右。奏技者姓梁名科。拍印既成,就升炮送客。”

  2014年美国EBAY上拍卖过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照片,照片背面贴有上海时泰照相馆的商标签即“在上洋四马路”。可见当时梁时泰的照相馆还在上海。2015年,北京一场拍卖会上,也曾出现同样一张合影照片。有所不同的是,这张照片的右下角有摄影师的签名“时泰”。而在照片左下角则是美国摄影师、照片收藏者者弗兰克·乔治·卡朋特的签名。拍卖行在拍品描述中称:从照片的洗印质量与签名信息可以判断,此照片为卡朋特直接购的原始底片签名后印制,可谓传承有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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